题图：周恩来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（左一）、刘清扬（左二）、觉悟社社友赵光宸（左四）。

综合上述情况，我分析了一下产生争议的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中共建党初期还不是执政党，处于秘密工作状态。党员身份对外并不公开，党员暂时只在极少数熟识的可靠的人中间发展，一整套规章程序没有建立起来，就像张申府说的“不要写申请报告”，“也没有举行入党仪式”，只是“谈一次话”，“写信报告李大钊、陈独秀就行了”。没有写入党志愿书、组织审查、入党宣誓等手续，这是当时的实际状况。谈话不一定很正式，今天讲一些，明天再讲一些，让当事人思考几天再表态，这也是可能的；向李大钊、陈独秀写信报告的回音的快慢也难说；又没有什么文字手续，所以当事人自己也可能不知道究竟以哪一天作为自己的入党日期。当时入党也没有预备期一年的规定。周恩来在七大填表时未说入党的时间，只说中央批准是在1922年夏，显然是他把1922年6月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开会成立“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”的时间，当作自己的入党时间了。

第二，当时在巴黎成立的共产党小组有五人，即张申府、刘清扬、周恩来、赵世炎、陈公培。巴黎小组是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，八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当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把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从1922年改为1921年，决不是因为周恩来当了总理了，宣传他的事迹时就人为的拔高，把他的入党时间尽量提前；更不说为了宣传他是党的创始人，就把他的入党时间提前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之前；而是实事求是，维护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。据了解，我们党的其他创始人，其入党时间，都是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的，并非对周恩来有所例外。例如，陈公培在1960年《对赵世炎同志入党问题的一点分析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由法国回来也未履行什么手续即成为党员”。又如，毛泽东、董必武在七大时所填入党时间是1921年，而八大时都改为1920年，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。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说：“同时，在法国，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，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，那里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。”这些话，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有明确记载。

第三，对于“第一批”的理解上有偏差。周恩来1962年在《论知识分子问题》一文中，谈到“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，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。”张申府在1982年10月填写的履历表中说明：“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。”刘清扬在1960年重新请求入党的申请书中写道：“我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，在法国巴黎创建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加入的，创始人是张申府和北京学生青年赵世炎同志，以及天津觉悟社一部分朋友，周恩来、郭隆真、张若茗等同志都是同时参加的。”有人认为，既然周恩来是张申府介绍入党的，为什么还说是第一批呢？只能算第二批了嘛！这里有个时间参照标准的问题，就是说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都属于第一批。这里的第几批是按历史阶段分的，比如建党前入党的党员、北伐时入党的党员、长征中入党的党员……是个粗线条的概念，如果张申府算第一批，刘清扬就是第二批（因为她是张介绍入党的），周恩来只能算第三批了。再较真一下，李大钊算第一批，张申府就算第二批了。晚一天入党就算新的一批，每天都有入党的，那现在的党员算第几批谁能算得过来啊？我们只要搞清事实就可以了。

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毕生为之拼死奋斗，矢志不渝。俄国十月革命以后，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。1919年4月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，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。1920年1月，他被反动政府拘捕，在狱中继续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。出狱后，他到欧洲勤工俭学，经过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，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。1921年3月，他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，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，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。他在1922年3月给觉悟社友人的信中写道“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，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”，还在诗中写道：“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，却不用血来染他，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？坐着谈，何如起来行！”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，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，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退缩过，面对自然灾害或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没有泄气过，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。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，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，坚韧不拔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还吟唱《国际歌》“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”。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。

1920年7月，被捕代表释放合影中的周恩来截图。

1922年，照片上有周恩来的英文题字：Berlin，May 8th. 22